先在报告所有鱼类的肿瘤方面达成了一个协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由水质污染发出对人类癌症危险的早期警告。

    尽管研究工作至今还在寻找在如此广阔地区发生这种流行病的确切原因，但最好的证据莫过于指出在事先准备好的鱼类产卵地的饵料中已存在着问题。这些饵料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化学添加物和医药，它们都混入了基本食料之中。

    这个鳟鱼的事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有重要意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当一个强烈的致癌物被引入环境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惠帕博士把这一流行病看作是一个前车之鉴，它警告人们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环境致癌物的控制上面。他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那么在鳟鱼身上表现出来的这场灾难必将会与日俱增地在人类的未来出现。”

    由于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如一位研究者所你的“致癌物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当然令人沮丧，并很容易使人产生绝望和失败的反应。一个普遍的反应是：“这难道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情况吗？”“难道没有可能从我们世界上去尝试消除这些致癌因素吗？最好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进行试验了，干脆把我们全部力量用于去发现治疗癌症的良药，这样不更好吗？”

    这一问题被提给了惠帕博士，他在癌症研究方面的多年卓越工作使得他的意见受人尊敬，他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了很长时间，他基于他一生的研究和经验进行判断，并作出了一个全面的回答。惠帕博士认为，我们今天因癌症而造成的形势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人类面临传染病时的形势非常相似。病原生物与许多疾病间的病因关系已被巴斯德和卡介的辉煌研究工作所确立。医学界人士、甚至一般公众在当时都逐渐醒悟到人类环境已被大量的、能够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所占据，正如今天致癌物蔓延到我们周围一样。大多数的传染疾病现在已被置于适当的控制之下了，而且有些实际上已被消灭了。这一辉煌的医学成就是靠两面夹攻而实现的，——既强调了预防，又强调了治疗。且不管“神奇药丸”和“起死灵药”在外行人头脑中占有多么突出的地位，实际情况是，在抵抗传染病的战争中，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部分战役是由消灭环境中病原生物的措施组成的。一百多年前的伦敦霍乱大爆发是一个历史例证。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把发病情况绘成了地图，他发现所有病例都发源于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都从波罗德街上的同一个泵井里取水用。作为一个迅速、果断的预防医学行动，斯诺博士更换了那个泵井的把柄。该流行病由此就被控制住了——不是通过用一种药丸去杀死(当时尚未人知的)引起霍乱的微生物，而是把它们排除于人类环境之外。甚至从治疗手段来看也是这样，减少传染病的病灶比治疗病人更能取得成效。现在结核病已相对比较烯少的原因主要是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一般人现在很少有机会去和结核病病菌相接触。

    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致癌因素。将我们全部力量或大部分力量集中到治疗办法(甚至想能找到一种治愈癌的“良药”的这种攻克癌症的战斗，根据惠帕博士的见解将是要失败的，因为这种作法没有考虑到环境是致癌因素的最大的储存地，环境中的这些致癌因素继续危害新的牺牲者的速度将会超过至今还无从捉摸的“良药”能够制止癌症的速度。

    以预防为主来与癌症斗争是一种常识性的办法，但为什么我们在采取这种办法的时候却总是这样迟缓呢？可能“是因为治疗癌症病人的目标此起预防癌症来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实在，更加引人注目和更加值得报酬吧，”惠帕博士这样说。然而，在癌症形成之前去预防癌症“确实是更为人道”，而且可能“比治疗癌症要有效得多”。惠帕博士几乎无法忍受这样一种满怀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