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于天上，人类因了上天第三者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有一种彼此应尽的义务等——都是一些曲折难解，难于直接证明的事情——去劝诱人们做一件善事。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的和绝对的事实。我们应该不必藉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即彼此相爱。基督教在我看来，好似已使道德成为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事情。而罪恶倒反而是一件极易动人，极自然和极可悦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异教主义倒好似能够将宗教从神学里边拯救出来，而恢复了它的信仰的简单性和感觉的尊严。

    其实，我颇已看出有许多神学的谬说怎样从第一、第二、第三世纪中渐渐的产生，将“山上训诲”的简单真理歪曲成一种严厉、不合人情、自以为是的结构，以供一个祭司阶级自私的利用。从“启示”这个名词即能看出其中的隐情。这启示就是一种授予一个先知的特别秘密或神圣的计划，由这先知以师生授受的方式世代传袭下去；这启示也是各种宗教中从回教和摩门教到活佛的喇嘛教和爱迪夫人的基督教科学所都具有的，以便他们可以各自握着当做一种得救的特有的注册专利品。凡是祭司阶级都是依赖这个启示为他们的日常食粮而获得生活。“山上训诲”这个简单真理必须修饰起来，上帝所重视的百合花必须将它镀上金子。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如此类推下去。圣保罗的逻辑在基督教的早年时代似乎是很能动人听闻，令人很难于责难的。但在现在较为乖滑较富于意识的人的心目中，则便似十分勉强，缺乏力量了。而崇尚启示的弱点即在这种亚洲式的推论逻辑和现代对真理的较为乖滑的领悟之间，显露于现代人的眼前了。所以，只有藉着回到异教主义，和不承认启示，一个人方能回到原始式的（在我看来是较为满意的）基督教。

    所以说一个异教徒为不信宗教的人是错误的：其实他所不信的不过是不信各式各样的启示罢了。一个异教徒是必然信仰上帝的，不过他因恐旁人误会，所以不肯说出来。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学中所用以表示这个上帝的名词，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者”。惟一的不同点就在：中国的异教徒很诚实地听任这位“造物者”隐处在一个神秘的彩媟中，不过对他表示着一种尊畏和虔敬，而即以为足够了。对于这个宇宙的美丽，对于万物的巧妙，对于星辰的神秘，对于上天的奇伟，和对于人类灵魂的尊严，他都是能领会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视之不过为生命中所不可免的东西，视之如旷野的阵风，如山间的明月，而从无怨言。他以为“委心任运”乃是最虔敬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岁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时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环”，所以世界绝不会永远没有公道。此外，他便无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