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三轮车是崔英杰唯一值钱的财产，也是他所有的希望。试问，有谁在遭遇到这种残酷打击下还能保持冷静？被收缴了承载着他人生期望的三轮车的崔英杰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来北京飘荡身无分文的穷孩子一样，在旁人看来，这辆三轮车不过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杰心里，却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崔英杰的生活希望。崔英杰在挥刀的那一刻也许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崔英杰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行动。此时，那把切烤肠的小刀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杀人利器，李志强这位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酿成大祸。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了恪尽职守的“猫”，那些违纪的“父母”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老鼠”，对待理论上的“父母”，他们通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财万贯或者生活富裕，没有谁愿意当沿街叫卖的小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如果城管人员只会通过没收个体商贩的物品进行管理，在人们眼里就改变了性质。如果城管不尊重一个小商贩对于他那架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那是国家公职人员吗？如果城管在执法时首先张扬出来暴力倾向，那他还是国家的公仆吗？

    作为一名为国家站过岗的战士，退伍后的崔英杰们将面临什么呢？他们也许将面临着失业，也许面临着贫困。他们在部队所学的专业、所掌握的军事技能将怎么样得到运用，那些退伍的战士们希望社会能够关注那些身怀绝技却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崔英杰退伍后来到北京，一无学历二无资本，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能在街头巷尾摆摊卖烤肠。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崔英杰是不是退伍军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公民，都有卖香肠的权利！

    其实，李志强和崔英杰都是普通老百姓。从本质上说，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谋生。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突然出现，却绝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城市小摊贩和城管的冲突，是近年来我们城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景象，崔英杰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