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着重致力《隆中对》中说的“内修政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逐步恢复元气，以待“天下有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办，而是选择了“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如果说，建兴三年（225）亲率三路军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北部），对于稳定后方确有必要，那么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三年（234）的“五出祁山”（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出兵抵御也算进来了），挥师北伐，就比关羽当年发动襄樊之战更缺“天下有变”依据了。这样做，很可能有其隐情，那就是刘备托孤给他开出了条件，他不得不兑现承诺（《一片疑云留永安》对此有具体探讨），但他也可以拖着不照办。可以拖却不肯拖，至少部分地表明，他认为可以挥师北伐了。其实那是“天时”既缺，“人谋”亦误，堪称诸葛亮主政用权的最大错误。因为从“天时”看，曹魏集团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仍为三国翘楚，北伐所向的关中地区又是易守难攻，而蜀汉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异常困难，连年用兵势必很快耗尽国力，穷兵黩武无异于自取失败。从“人谋”看，战略判断就误入迷途了，战术运用上又“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司马懿的话），不敢用奇，不愿重用能人（如魏延），反而误用亲信（如马谡），更导致了劳师动众，铩羽而归。其结果，对自己是“志决身歼军务劳”，五十四岁便病逝于军营了，对蜀汉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国力消耗太多，在他死后不足30年蜀国就灭亡了。

    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诸葛亮，他的从政起点隆中对策非常高，三国人物除鲁肃外无人能及，称得上闪亮登场；而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大体上如其指划，连鲁肃也无可比拟，尤其显示战略策划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古及今，如此卓越的战略思想家，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冒出一个的，因而备受百代景仰（当然还有他的忠诚）。在《三国志》里，战略策划被称为“人谋”（发明权也许真在诸葛亮），那是人的智慧的最高示现，因为总括全局，视通长远，而一般“智能之士”、“智计之士”纵然聪明，未必达得到同一层级。流被于后世，启发人们不要陶醉于“智能”、“智计”，为国家、民族计还应重视战略策划。

    而任何“人谋”，都必须经由“人为”才能彰显、弘扬固有价值，“人为”不限于“人谋”创意人。诸葛亮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不仅智慧超群，而且还能够付诸实践，这使他比某些会想、会说、会写而不会做的思想家胜过不止一筹。使吴联孙，则是他践行隆中对策的样板之作，典范之作，生平功业的巅峰之作。既付诸“人为”，就牵连到了方方面面，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总会交相发生作用，通盘接受而未充分领悟的刘备就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遵行隆中路线，不合“圣聪”时就另搞一套了。诸葛亮本人，或者受其制约和影响，或者政治权要人物当久了发生形势误读、策略误判，或者二者乃至更多者兼而有之，后来也有些“人谋”自违，“人为”失范，终于走向“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点，该为之惋惜，也该引出历史性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