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成对峙之势。国民党通知在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从文也通知之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后登门，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最后，他为了家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马逢华回忆：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忽然又热闹起来，几份壁报集中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其中一份将郭沫若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去北大看热闹，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感觉压抑，认为有人要迫害他，总觉得受到了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将声音压得很低，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从文，信中画了一个枪弹，称：“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不知会面临怎样的祸事，将一部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学，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1949年到来之际，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异常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3月的一天，沈龙朱突然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用一把保险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颈部的动脉，并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从沈所在的房间外走过，听见有呻吟声，破门而入，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到了安定医院。沈被抢救醒来后，竟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并且叮嘱张兆和请汤用彤设法救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恐惧无法理解，只能给沈的兄姐写信，询问沈家祖辈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给医生提供参考。

    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的吴晗被请来为沈从文解决问题。沈向吴提出要去磁县烧窑，吴很是为难。此时的沈从文，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他自问：“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4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党组负责人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沈从文在日记中感叹道：“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胞弟沈岳荃被枪决一事对沈从文打击亦不小。沈岳荃是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也是一位抗战英雄。抗战胜利后，沈岳荃不甘在南京国防部做空头中将，决定卸甲归田，回凤凰租下一处小院，种花养草，闲来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还为劝说龙云飞投诚去作了几回说客。

    镇反运动中，沈岳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到了河边。他在河滩的青草地上给自己铺上一条旧军毯子，轻轻叹了口气说，“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然后指住自己的脑门说，“……打这儿吧……！”沈的枪法曾是出了名的好，能将二三十根香点在墙根，用驳壳枪一枪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