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夏与杨尚昆结婚，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到闽西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后到江西瑞金，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长征过程中，李伯钊一直把自己的艺术才能用在负责宣传和鼓动士气上， 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即兴创作了一些小故事来演出。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此时她正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只得跟红四方面军回头过草地。

    当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合时，李伯钊得以进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但是，她又无奈了，不得不随军第三次过草地。李伯钊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指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红一军团宣传队和部队一起行动，按照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宣传提纲》进行抗日宣传，张贴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这些抗日救国、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很快就流传开了，家喻户晓。在山西洪洞县附近的万安镇，宣传队耐心做长工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揭发，没收了一户恶霸大地主的当铺，把一些金银首饰、衣服等财物分给了一些贫苦的群众，得到他们的拥护。在扩红中，宣传队一马当先，每到一地，就用文艺演出吸引许多人，好多青年围着宣传队报名，要求当一名“演戏的兵”。那时，宣传队还开展了“扩红竞赛”，看谁扩红最多。结果，平均每人就扩红30多个。樊文烈、崔宝珠、孟成义、田东海、王宗垄等同志就是这时参军补充到宣传队里来的。

    宣传队在洪洞县河西石止村，遇到一个名叫崔宝珠的小娃娃，他父母双亡，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是个孤儿，靠亲戚、朋友抚养。红军来到村里开展工作时，他才12岁，红彤彤的脸盘，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分浮财，他都要围着看半天。特别是宣传队搭起戏台，一敲锣鼓，他就跑来看热闹。天还没黑，连饭也顾不上吃，搬个凳子坐在最前面。部队一动员扩红，他就报了名。考虑宣传队演出节目也需要个小孩，就把他收下了。后来，崔宝珠果然发挥了儿童演员的作用。宣传队排演戏剧，需要小孩做陪衬，他就上场。排演舞蹈，他更少不了。什么《儿童舞》、《东渡黄河舞》、《叮铃舞》呀，都有他的份。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有一幅题为《红色机器舞》的照片，前排身穿“红五星”服装的那个演员就是他。

    红军西征时，约有30个剧社和文艺宣传团体到前线巡回演出。一次，宣传队在毗邻国民党控制区的集镇上演出，吸引了很多东北军士兵，这些士兵还把宣传队员请到一个连队里，唱了歌、表演了舞蹈，他们开始时很高兴后来一个个伤心地哭了。有的愤怒地咒骂：“国民党宣传红军是‘土匪’，你们这么年轻，又会打仗，又会讲话，还能歌善舞，懂这么多的道理，天下那有这样的‘土匪’呢？”有天晚上，敌工科长芦仁灿请宣传队分队长黄星和新战士杨晋桃到东北军的一个王师长家里去演出，这是师部的一个宽敞的瓦房，梁上悬挂着手提汽灯，师部的勤杂人员和军官太太都来了，挤了满满一屋子。演出开始，黄星同志跳了《海军舞》、《高加索舞》、《乌克兰舞》又和杨晋桃合唱了《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一些东北籍官兵深受  感染，牵动了怀乡之情，当场流泪了。演出结束后，他们请宣传队员吃糖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