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他还能每月捐出八十银元工资以充实本党的活动经费，但对既要搞工运又要走上层的地方党组织来说，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从陈独秀亲自报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经费申请表上可知，那时，各地每个在编制内的党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银圆的活动经费，而这笔钱全是“远方”提供的。如此算来，李大钊的捐献只够不到三个同志的活动经费。作为整个党的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他能匡算出苏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这种巨大付出的背后，竟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远东并控制中国，这位党性极强的先哲会做怎样的人生抉择呢？

    哦，哦，我明白了，尽管两天前就从朋友那儿知道大祸将临，尽管有足够的办法和时间逃避祸患，但李大钊哪儿也没去，从容得像谭嗣同先生一样等来了缉捕者。他神色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他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越来越躁动的尘世。

    中共“五大”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敞敞亮亮地召开，曾和大钊一起在京主持国民党北方区工作的徐谦，和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到会，分别演讲祝贺。正在京师看守所待决的李大钊自然无法与会。会议举行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去了天国。张国焘宣布了来自北方的噩耗，举座皆惊，默哀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