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刚走出房门，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二十五年之后的1952年10月20日，被上海公安局抓获的“赵志安”终于交代自己正是当年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正是上前把李大钊的小手枪“下”了的那个“坏蛋”。手枪到手以后，他爱不释手，擅自留用了。雷氏招供后的第五十八天，此“历史反革命分子”即以“为李大钊等烈士复仇”的名义，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了。

    雷恒成被处死的数年后，与李大钊案相关的前北洋人士，虽已年迈并各用化名隐匿于京沪坊间，均遭到了最严厉的惩处。原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因李大钊案晋升为陆军中将，后脱离军界，隐居北京鼓楼后的一座大杂院儿里，1951年6月20日，他被追踪而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判处死刑，未待执行即于1953年5月17日瘐死狱中。原京师警察厅厅长陈兴亚，化名定居上海，1950年“镇反”时被人举报入狱，1959年瘐死。需要说明的是，当年，陈某人虽是李大钊被捕的最高执行者，却也是在张作霖面前“主张宽大主义”的一位。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迫于压力向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下场不详。负责审判李大钊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审判员）王振南在上海被捕并枪决。那位当年的共产党北京要员李渤海，成为本党叛徒后，竟被张学良所赏识，调为身边人，后竟成了鼓动“少不更事”（蒋介石语）的“少帅”悍然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士黎天才！1949年后，他在上海被追捕入狱，因“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被上海高等法院从轻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瘐死牢中。

    在历史的祭坛上，底层执行者总是第一道牺牲品。

    北京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准备在原苏俄大使馆内立一块“李大钊烈士被俘地”铭牌，当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立了也白立，因为现在那里是最高法院的大院儿，外人是不可能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