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然而，一介书生的训斥与监视，并没使得北洋政府放弃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力争，中苏两国政府的谈判因而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同一天，李大钊还在北大三院举行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演说，一反其反对暴力的观点，疾呼要以暴力的手段改变中国。他教导学生们：

    十月革命有四大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李大钊已完全驶离了他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

    在这一年岁末，通过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的兼并，“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取代了“苏俄”。

    民国十二年（1923年）岁首，李大钊介绍给孙中山的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也出现在上海莫里哀路。六天之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见报。

    我读过的介绍“孙越宣言”的文字，都说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自此确立了联俄政策，苏俄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但是自己读一遍宣言全文，才发现孙文的联俄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宣言主要内容有四条，其第一条是：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为什么我们的党史专家没有把它公开，想必有其原因。

    然而，孙氏毕竟不是秉国者。于是，迫不及待的苏联政府又派来了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Leo Karakhan，又译喀拉罕），一个曾侨居哈尔滨后又回到俄罗斯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代部长）。以如此重要人物来充任全权代表，后又任首位驻华大使，足可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中国问题的极度重视。

    加拉罕只受到了民间而非官方的欢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暮年回忆过：

    外交部和政府其它部门都没有为他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在与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博士举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艰苦谈判后，加拉罕终于入住东交民巷，取代了沙俄驻华公使，并接收了俄使馆旁边的前俄军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沙皇俄国时的领地，也就是日后李大钊等国共两党骨干存身的地方。之后，苏联政府又率先宣布，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弄得同一条巷子里的西方各国公使们好一阵尴尬，两年后各公使馆才纷纷升为大使馆。

    顾维钧乃清末民初的职业外交家，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一段提到李大钊，是在中俄谈判紧要关头时，两个人有过极不愉快的接触（原文为一长段，为方便阅读，笔者分段排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