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都成了奢想。……

    敌人也想让我活下去，还答应叫我在物质生活上活好一点，只要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个愉快的名词，它的含意里有痛苦。但我不能避开它而丢掉我最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说作为一个党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不能失掉的。这样，我的未来就可知了。青年学生们，同时代的青年们，未来的青年们，让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你们的光明前途祝福吧。……

    今天，这位房东姑娘还叫我写。她再一次保证，一定把信送到你们手里。我真感激她。经过一周的观察考验，我认为这个姑娘可靠，请组织信赖她。

    我还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人们常说“红颜薄命”，我既非红颜，也不信命，我就知道相信党。我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生命中的每一片断，哪怕是一分钟，都愿为党做点工作，可惜，我现在能作的事情并不多了。我被约定明天给特务头子多田单独会面，这是个不平常的会面，一个是敌伪方面权威人物，一个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对我有企图，我对他有打算。不知这样作是否妥当？也不知道能不能作成，但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想作的一件事了。……

    银环看了看信上日期，是三天以前写的，就是说金环在三天以前还没发生问题，现在她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她最后作了什么事，成功还是失败了？真急死人。银环拿起那个信封抖了抖，没发现什么，迎灯一照，发现信封底处，还有另一张折成方形的信笺，伸手掏出来看，信纸同金环用的一样，字体大不相同，潦草地写着：

    地下工作负责同志们：

    我要替不知名的大姐，续完她的遗书。

    关于我本人不用介绍了。大姐说，在政治上她给我负责任，我的姓名和住址暂时最好不写，万一丢了，我们母女性命就难保啦。何况，不论在多么紧急的情况下，只要见到你们的面，我总会告诉你们的。现在让我说说大姐的事：大姐在第四天就不再写了，她从多田处谈话回来，精神有些变化，说她头皮发痒，向我借头簪，我把母亲的给了她，她不满意；按照她的要求，我从街上给她买了一只骨头簪子，又硬又尖，她高高兴兴地抿藏在头发里。第六天早晨，便衣特务带她出去，临出门的时候，大姐偷偷对我说：“你注意打听着点，今天也许出件叫人高兴的新闻。”当天他们谁也没回来，第二天，特务们来取铺盖，说任务结束了，要回机关去。我要求他们告诉大姐的下落。他们是这样谈的：多田和大姐个别谈话以后，对她抱了不正当的企图，先是要她提供地下工作组织情况，以后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她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先是她不肯，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又答应了。多田说要她变变生活方式，为她准备了高等服装名贵首饰，要她洗澡烫发换装，去赴筵席。多田准备在筵席上宣布她归顺“皇军”，然后派她去新民会工作，他个人的企图还安排在下一步。这一切，都遭到她的拒绝。她声言一不赴筵，二不任职，要找个方便地方，先同多田顾问谈谈，只要谈通了条件，顾问所要求的她都乐于应承。多田同意了，交谈地点是在靠北城的红楼里——国民党逃跑省长的别墅。多田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老牌特务，处事对人颇有经验，他接待她是作了成败两种准备的。

    她去红楼见他的时候，经过周身检查，才被允许进去的。特务说：“姑娘虽是好样的，还是欠沉着，她动手太早啦，又没有应手的武器。也许日本人命不该绝，要是从咽喉上再刺正一点，多田就省得回北京住医院啦。”另一个特务夸奖多田，说他受重伤后，还能掏出左轮朝女犯人连发五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