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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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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