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