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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齐俗训
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触顶,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乱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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