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只好说：“没有问题就好。”实际上后来再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还不到5000亿斤。

    贾拓夫还对1958年财政收入的实际数字感到不踏实。他在周总理处的会议上提出：“1958年财政收入有450亿元，是不是有虚假成分？”当时财贸口负责人李先念说：“估计至少有20亿元的虚假数。”

    贾拓夫感到，计划工作要做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统计数字基础上。他请来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贾启允、陶立、王思华等人，重点谈了统计工作方法和与计划工作的关系。他说：“统计工作最近破教条主义，立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有很大跃进，有许多好的经验，要继续搞好，不能放松。然而工作方法方面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人民公社、两条腿走路、综合利用工厂、亦工亦农等等，使得现在与过去的统计基础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统计工作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当前，统计工作要和整个经济工作一致起来，这个时期抓什么？对小土群、大洋群的运动如何抓（统计）？设备的重点应如何安排？铁要成钢，钢要成材，进展和问题是什么？这些都要注意。这些我们（指计委）可以抓，统计部门也可以抓。“他认为：‘统计工作也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设想这么一个方案，即统计与计划工作口径对起来，计划工作要充分利用统计局的力量，又分工又汇合，必要时可以交叉，互相支援，互相依靠，工作也可以交流，可以联系起来参加或合署办公。计委党组开会，你们三人总要有一人参加，联合起来。此事党组讨论定后报中央批，现在先搞起来，试一下。”

    在进一步摸清1958年实际情况的同时，贾拓夫在计委党组强调，安排1959年特别是第一季度计划时，按武昌会议定的指标，要力争搞得有根据。每个项目都要有个“由头”；要强调保重点和照顾一般相结合，特别要抓住项目和材料供应两个环节；配套问题要负责解决或提出解决的意见；劳动工资要考虑，增加人员要控制；必需品供应的全面紧张一定要重视，不抓这件事会犯错误，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必要时要给供应让路，以保证生活不出大问题。安排时要经常保持各地存3个月的粮，1个月的煤；外汇外贸要具体化，还有部分外贸任务没有货源的问题要落实，等等。他一直强调，国家计委一定要统筹兼顾，从综合平衡上考虑问题，安排计划千万不可单打一，顾此失彼。

    在1958年年底和1959年1月份，贾拓夫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一再就具体问题如实提出困难。

    他说：“武昌会议回来后，日夜苦干搞年度计划，情况知道得更多，问题暴露更多。现在总的来说，武昌会议通过的指标大盘子不动，但从各方面来看，具体的需要加以调整。”

    他指出：“要从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来安排1959年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工业、农业、基本建设、人民公社。结合起来看，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生产关系有很大的变革。1958年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一些情况和1959年的安排是密切分不开的。有一些情况要考虑进去。

    “1．劳动力的鼓足干劲确实做到了，如果有缺点的话，是有一部分有过之而无不及。

    “2．物力，挖掘潜力差不多到了顶点，周转量吃掉了不少，钢材少了几十万吨。这种情况和当前的待料现象有关。

    “3．钢铁有很大发展，带动了其他。钢铁的数量，铁报的是2100万吨，而比较好的一、二类铁1300万吨；钢报的是1100万吨，好钢能轧钢材的约800万吨，比上年增加50%。经济周转中发生了变化，人民公社自筹的资金不能达到140亿元。钢铁补贴至少要16—20亿元。现在就要抓这个基础上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