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从这痛苦的深渊中拔出来，太难了，太难了！愈是这样，便愈是渴望美好的结合。如今确有一个他“所爱的朋友”，他们的感情是这样的贴近，但却像隔着万水千山。大概正是这样的处境，使他用他的心灵来改造着《家》的故事，改造着其中的人物。

    巴金的《家》，内容是丰富的，但逗起他兴趣的却是那些年轻人爱情的挫折和婚姻的不幸。梅表姐和觉新的纯洁的爱情，为封建的孽障葬送了，梅表姐的抑郁而死牵动着他的心。他觉得瑞珏是最无辜的，嫁到这个大家庭来，她的心地是那么美好，她爱着觉新，又同情觉新的不幸，但她也不能逃脱封建的魔爪而悲惨死去了。于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这三个人物的命运及其间的纠葛，使作家找到一个倾吐他内心深切感受的泉口。他不得不割舍了《家》中的一些内容，像觉慧所参加的斗争、学潮、兵灾等都只能退到背景中去了。

    当他把《家》改编出来，送给巴金去看时，他确有些忐忑不安，他怕巴金不同意他的改编。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大体上是根据原作改编的，但毕竟是按我的理解我的感受改编的，我对我所熟悉的人物像冯乐山、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些人物，就调动了我生活中的经验。冯乐山这种人，我就在生活中见过，伪善阴险，坏透了。这些熟悉的人物，我就可以发挥，不一定同巴金中的人物一样。但是，巴金读了却欣然肯定，这使我放下心来。①

    《家》是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的，时间在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地点是重庆银社，导演章泯，由金山扮演觉新，张瑞芳扮演瑞珏，凌琯如饰钱梅芬，舒强饰觉慧，沙蒙饰高老太爷。该剧接连上演两个月，可谓盛况空前。《家》以其迷人的艺术力量征服了观众。

    但是，评论界对《家》的改编却有着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其芳的意见。他以为《家》的改编有它成功之处，但是，它“似乎和巴金先生的有些不同了。重心不在新生的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去了。许多作者着力刻画的突出场面，觉新和瑞珏婚夜的长长的朗诵式的独白，鸣凤自杀前的抒情话，梅小姐与瑞珏临别时候进行的缠绵悱恻的对谈，最后瑞珏辗转病榻，不久死去，这些都是写的恋爱婚姻的不幸。……这些不幸，比起那些真正巨大的不幸来，算得什么呵！这大都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症罢了，忍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这个剧，由于这一方面的分量过重，把觉慧等人的反抗那一方面就压下去了。”何其芳的批评是基于以下的理论：“我觉得婚姻不自由并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也就是说，最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应该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作品。大家庭的婚姻悲剧也好，争财产纠纷也好，我看都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而只能算是封建社会的次要矛盾。”他说，今天再写这些婚姻不幸，“意义就大为减少了”。他还说：“无论怎样艺术性高的作品，当它的内容与当前的现实不相适应的时候，它是无法震撼人心的。”①此外，像小亚的《〈家〉的人物处理问题》，也大体和何其芳持相似意见，认为“因为过于强调恋爱悲剧，以致把主题的意义——新生的一代反叛封建家庭——冲淡了，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场情致缠绵的恋爱悲剧，而不是鲜明的，有积极意义的反叛封建家庭，寻找新的道路的故事”。②

    这种狭隘批评，在当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而出现的，它对《家》的改编成功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都贬低了。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一些批评家看来缺乏现实意义的戏，却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久演不衰呢？这里，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隐秘？这却是这些批评家所忽视的而又不能做出回答的课题，它还有待历史的考验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