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像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我的哥哥李尧林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

    他到了北京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学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

    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老师。他在燕